2025-05-14 ｜ 《长安的荔枝》：浮华易碎，有人用命托起一枚果的分量
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
这句杜牧的诗，将晚唐宫廷生活的奢靡与浮华浓缩于十字之间，一骑疾驰，只为博得贵妃一笑。看似轻盈风雅，实则隐含着对权贵挥霍、百姓困苦的深切讽刺。千年之后，马伯庸以这一历史典故为灵感，创作出《长安的荔枝》——一部立足现实、聚焦小人物命运的短篇小说。它没有描绘帝王的风流韵事，而是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吏李善德出发，讲述他在命运与体制夹缝中的挣扎与突围。在这场注定荒诞的“运荔枝”差遣中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宫廷的荣耀与欲望，更是一个中年人背水一战的坚持、一个普通人对责任、尊严与人情的执守。马伯庸以温柔而冷静的笔触，拨开历史的浮尘，写出了权力之外，那些沉默无名者的勇气与重量。
一、浮华的背后：贵妃的微笑，是谁的泪水？马伯庸在书中多次提及“成本”，甚至以一种几近冷酷的精确去计算每一枚荔枝的代价：两瓮荔枝，共四十枚，平均一枚耗资高达十七贯五百钱；而西市一头三岁的波斯公骆驼，才十五贯不到。整个转运工程，投入三万一千零二十贯，最终由“荔枝钱”折抵徭役的形式，从百姓头上加派白直徭役，总计五万六千七百二十贯，从岭南运输荔枝到长安竟然还结余两万五千七百贯——这不仅是一次奢侈的狂欢，更是一场对老百姓赤裸裸的剥夺。
“贵妃笑了，全国百姓哭了。”这是这本书最讽刺之处——当宫廷为荔枝的到来钟鼓齐鸣、举城同庆时，却没人记得，这份“笑”的背后，是驿户的苦，是徭役的累，是老百姓饭碗的破碎。那盈余的两万多贯，就像一道伤口上撒下的盐，提醒人们这是一场可计算的压榨。荔枝送到了长安，百姓的苦却再也送不到天子耳边。
二、被逼上梁山的小吏，爆发出怎样的力量？正是在这荒诞而讽刺的现实中，那个“看似卑微”的李善德，反而变得无比高大。这篇小说的伟大之处，正在于它没有塑造一个天降的英雄，而是将目光投向一个中年、懦弱、谨小慎微、酷爱账本、从不张扬的“从九品”小吏。面对权力的重压与命运的裹挟，他一步步被逼上梁山。他没有宏图伟志，也无政治野心，起初不过是想守住家宅、偿清债务、平安退休。然而，当生存的退路彻底被封死，在挚友杜甫的鼓励下，他选择了前行。
他拼命地想——从驿道到气候，从果梗到马种，成千上万的细节交织成一个精密的转运系统；更重要的是，他开始“做”，哪怕每一步都可能失败、每一笔都可能背锅。这是一个工程师式的英雄，他不靠嘴皮子，而靠脑子与行动。他甚至用四色笔在格眼簿上标记荔枝的变化点——黑圈为不变，赭点为色变，紫点为香变，朱点为味变，墨点为腐坏——这不是一个文人笔下的幻想，而是一场严谨如科学实验的努力。
在那个权谋与阿谀横行的官场，李善德用数字、逻辑与实证，支撑起“荔枝使”的尊严。他说：“就算失败，我也想知道，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。”这不禁令人想起《杀死一只知更鸟》中阿迪克斯对杰姆的教导：“勇敢，就是在你开始之前就知道自己注定要输，但仍然义无反顾地去做，并坚持到底。不常有人能赢，但总有人赢。”
在当下这个经济飞速发展、却也充满浮躁、内卷、焦虑与迷茫的时代，也许我们每一个年轻人，正如李善德一样，都是被命运推搡着前行的“小人物”。可如果我们能像他一样，认准一个目标，义无反顾地去做，逢山开路、遇水架桥，在“做”的过程中，总会见到一个又一个希望的曙光。正所谓：“想，都是问题；做，才是答案。”
三、一个活生生的人：李善德不仅是“官”，也是“人”马伯庸在写作中最可贵的，是赋予了李善德丰富的血肉。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“好官”或“清官”，而是一个极具真实感的人：会为家人担忧，也会精于算计；面对必败的差遣，他甚至准备与妻子和离、留房契善后。可就是这样一个胆小的人，在一步步奔走中，逐渐焕发出不服命运的韧性。
他的成长，藏在与他人的一次次情感碰撞中。杜甫的一句“既是退无可退，何不向前拼死一搏”，点燃了他最初的勇气；韩洄在制度缝隙中传授的“黑话”，则像一盏微光，照亮了他在体制迷雾中的前路；与商人苏谅，从利益合作到惺惺相惜，再到因误解反目，他的愤怒不再关乎银钱，而是友情裂痕的痛；与果园少女阿僮，从毫无交集到彼此倚重，一句“你别摘下来啊”，看似随口，却不仅激发了关键灵感，也在他焦头烂额时点亮了一丝人情的温度；与林邑奴的相识最短，却最沉重，仅因一碗敬酒，对方便以命相报，让他明白：在世间，有些人只需被当作“人”来看待，已是莫大恩泽。他也有遗憾——对苏谅许下“赚钱”的承诺，终究未能兑现；眼看阿僮的果园被砍，也只能低头缄默。这些人，从来不是配角。他们是李善德生命中的镜子，一面面映照出他的懦弱、善良、觉醒与担当。正是这些相遇与交集，让这个不起眼的上林署小吏，最终成为一个有温度、有信念的人。
更难得的是，在任务完成、功成名就近在眼前时，他没有选择沉默享福，而是站出来说话。他带着数据与亲历，直面右相杨国忠，揭露这场“成功”的背后是如何透支驿户、压垮百姓。他明知这将损己之利、甚至惹来杀身之祸，却仍决意开口，只为给那些没有名字的人，争一个被看见的机会。那一刻的李善德，不再是唯命是从的小吏，而是一个甘愿承担代价、勇于为真相发声的人。
历史的惯性或许无法阻挡，但总要有人在沉默中站出来。
四、结构背后的智慧：现实与史诗的完美交错小说的结构极其精巧，它将一项看似荒诞的“运荔枝”差遣，层层拆解为一场关于帝国运行机制的现实拷问：官僚如何推诿？资源如何调度？技术如何保障？体制如何协调？这些在史书中常常被掩盖的“执行细节”，在马伯庸笔下被一一展现，勾勒出盛世华服之下那副布满补丁的制度肌理。
尤其是“荔枝转运法”的诞生，看似是一次物流技术的革新，实则是一场对大唐官僚系统的极限测试。它检验的是制度的反应速度、各级官员的协同意愿、地方对中央意志的执行力，甚至是百姓忍耐力的边界。最终显现出的，并非效率，而是人情与脸面主导一切的现实逻辑——所谓“流程那种东西，是弱者才要遵守的规矩。”
李善德殚精竭虑地设计出这一系统，本可以止于纸上谈兵。但它最终得以实施，并不是因为制度本身接纳了理性，而是因为他拿到了“右相银牌”这一通行无阻的权力背书。这场看似理性的胜利，本质上是一场由权力强行推动的奇迹。
写在最后结尾处，安史之乱爆发，长安陷落，战火燃起。李善德拼死送回长安的荔枝，最终不过换来贵妃一笑而已。而那些在途中奔走的骑手、耗尽的钱粮、流血牺牲的义士，转瞬之间便如尘土般湮没在历史洪流中。这一刻，是历史的荒谬写照，更是对虚荣最无情的审判。
但李善德没有白活。就像李夫人说他：“这个人哪，笨拙，胆小，窝囊，可他一定会豁出命去守护他所珍视的东西。”这是对他最深情的理解，也是对无数平凡人的温柔注解。他不是英雄，却用尽全力走完一段无望的旅程，做到问心无愧。他的选择、挣扎与坚持，构成了一种朴素却真实的光辉。
《长安的荔枝》是一面镜子，照出晚唐背后的裂缝，也映出人性深处不灭的微光。它借荔枝之名，道出制度的冷峻、命运的荒诞、人情的温热。这不是一部浮光掠影的传奇，而是一部带着敬意和克制，沉入历史肌理，细致书写“小人物”命运的作品。它提醒我们：在宏大的叙事之外，那些默默奔走、咬牙坚持的人，同样值得被记住。他们用平凡构筑意义，用血肉抵御虚空。
如果非要选择做一个怎样的人——愿我们都能像李善德一样，在沉默的世界里，不放弃发声；在被命运推搡时，依然不忘为人、为情、为义留一盏灯；在看似毫无希望的任务里，也不随波逐流，而是用脚下的泥泞，走出一条通往光亮的路。
苏万顺
2025年5月14日
于西北工业大学长安校区